观点丨正视中小学德育的复杂性——访全国著名德育专家、华中师范大学杜时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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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时忠，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德育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教育伦理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人文社科基地“学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中小学德育专业委员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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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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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德育为先。2018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并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了顶层设计。可以说，这一改革创新之举通过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改进我国中小学德育现状提供了契机。步入新时代，中小学德育遇到了德育理念、任务、手段等多方面亟需解决的新问题；而以往存在的德育难题也不容忽视，如知行脱节、评价科学性缺失等。新老问题交错叠加，中小学德育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局面。对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全国著名德育专家、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杜时忠教授，希望能给广大中小学德育工作者在新时期做好育人工作带来有益启示。

记者:“德育”，顾名思义是“道德教育”的简称，包括社会德育、学校德育和家庭德育等多个方面。就学校德育而言，您认为它是一种怎样的教育?

杜时忠：复杂性是我国学校德育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对它的解释包括了思想、政治、道德、心理健康与法治教育五个方面。虽然这是我国学校德育的一个现实写照，但是依据汉语的本义，德育就是道德教育的简称。从语言的纯洁性上来讲，不能说德育是上述五育的简称。我没有反对中小学开展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法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意思，甚至承认这几个方面的教育在当前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都有必要加强。然而，开展这几方面的教育是一回事，要不要把它们统称为德育又是一回事。对此，教育学界有不同意见。

究竟该怎么来理解“德育”？我认为，理解德育至少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德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学校德育是为了学生考出更高的分数，学校有更高的升学率还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值得每一个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中小学过去强调“双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新课程改革后强调“三维目标”，最近几年又提出了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应该说，我们对学校教育目标与任务的认识在发展、深化。学校德育固然要注重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但是远远不止于此，还要有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对学生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直言之，学校德育以知识为基础，高于知识技能，高于考试升学，其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生命自觉，提升学生人生境界，促使学生不断地成长、不断地成熟、不断地认识自己、超越自己和完善自己。当然，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甚至是比较艰难的过程。

第二，生活教育是德育实施的重要方式。尽管以分科教学为特征的德育课程是落实国家德育意志的重要保证，但是这种方式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是远远不够的。就学生而言，最好的德育是生活教育！这既不是否定学科德育的价值，也不是让德育变成简单的生活再现。而是强调学校德育应该关注学生在生活中、在成长中所发生的重大生活事件，特别是他们碰到的一些生活上、思想上、情感上、认识上乃至行为上的困惑与难题；而不是教科书式地照本宣科，标准答案式地灌输一些教条。如果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德育的根本作为，就是基于学生的生活，引导学生的生活，改善学生的生活，让学生在生活中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第三，德育是促进学生道德社会化的过程。德育是一个过程，由知到行，由思到行，由行到思。学生逐渐把社会的道德与价值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掌握做人的规范和原则，形成自己的个性、人格、品质。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体道德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考量，德育就是个人在学习、理解、践行的过程当中，逐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提高自我教育能力，提高自己的生命自觉，最后成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一个有道德行为能力、有道德创造能力的人，一个有个人品格、有核心素养的人的过程。

记者：学校德育实效性不高，不仅是困扰一线中小学教师的难题，而且广受社会诟病。破解该问题，关键点在哪里?

杜时忠：我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课题研究，调查了很多教师、家长和学生，还有一些社会人士，了解了他们的看法。其实，指责学校德育实效性不高的人多是管理者和研究者。很多教师、家长和学生对学校德育的实效性还是认可的。所以，我们在讲“德育实效性不高”时一定要谨慎。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对学校德育实效性不要期望太高！因为一个人的品德形成、德性养成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至少包括三个阶段：一是初级效果的实现。比如，通过一节德育课、一次活动，学生在道德观念、情感、行为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二是次级效果的实现，即学生品德的形成。它既可能在学校德育过程之中实现，也可能要在此过程之后的一段时间才能实现。三是终极效果的实现，表现为学生的品德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作用和影响，这个过程更加漫长。总之，学校德育实效性的实现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人们的实践活动当然是有目的的，当然要追求功效，学校德育也是如此。我不是全盘否定德育实效，不是根本否定对德育实效的追求，只是反对急功近利地追求德育实效。要讲究实效，但又不能急切，那怎么办呢？办法有很多，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蹲下身来去观察学生，去了解并理解他们的成长需要，然后想办法去满足他们的成长需要，去引导他们的成长需要，最后要提升他们的成长需要。

记者：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在深刻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对学校教育提出了要求。您认为中小学德育工作者将面临哪些挑战?

杜时忠：确实，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对学校德育的挑战是全方位的。这不仅是内容要变革的问题，还涉及学校德育诸多方面的再定位问题。移动互联时代的学校德育与过去时代的学校德育之间的巨大差异，肯定是存在的。学校德育需要重新定位，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在这样的新时代，中小学德育工作者(教师)将面临三大挑战。   

一是教师的道德权威受到了挑战。从古至今，教师是道德的权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典型的表达。但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学生通过网络可以接触更多的道德事件和道德榜样，获得更为丰富的道德经验，有时也会面对更为深刻的道德冲突。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发现，除了教师之外，社会上还有很多可以做榜样的人；除了学校，社会的道德生活更为真实，更为复杂，更有吸引力。   

二是教师的德育理念受到了挑战。以往的德育理念信奉统一的要求、统一的标准，就像知识教学一样，有标准答案。当学生接触互联网之后，他们发现原来同一个道德问题，特别是反映社会存在的道德难题，有多种多样甚至对立的观点与看法，有多种不同却有效的解决方式。这就要求教师具备尊重多元价值观的德育理念，平等地对待学生，与学生交流对话。如果老师仍然迷恋过去的绝对权威，要求学生顺从自己，就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三是教师的德育手段受到了挑战。在移动互联时代，以往那种简单强制的规范化管理手段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了。比如，很多教师都对学生使用手机感到头痛，有的学校甚至在学校大门日贴出“告示”，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学生如果带了手机，或者没收，或者集中统一保管。这样简单禁止的方式，一方面加剧师生矛盾冲突，另一方面没有教会学生如何正确、文明地使用手机。究竟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简单禁止肯定不是办法！在这个时代，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还是学习工具，甚至是生活工具。学校和老师要正视它的存在，不要把它看作洪水猛兽。我以为比简单禁止更好的方式是就手机问题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学生讨论，让学生来制订手机使用规则，通过学生集体来教育学生个体怎样正确而文明地使用手机。也就是，教师要把手机问题变成一个教育契机，让学生从中得到教益，得到成长。

记者：《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着力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您认为教师应具备什么样的道德素养更有助于学生道德品质的提升?  

杜时忠：教师具备什么样的道德素养更有利于学生道德品质的提升，我觉得至少有这样几点：

第一点是会爱学生。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是一个基本的教育命题，似乎也是老生常谈。夏丐尊对此有过这样的表述:“教育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能称其为池塘;没有情感，没有爱，也就没有教育。”爱学生的教师，喜欢与学生在一起，不会见了学生就烦，不会走进教室就感到头痛。现在的关键是，教师要懂学生，要会爱学生!   

第二点是要尊重学生。这意味着教师不能以权威自居，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学生，而是要成为学生的朋友，成为学生成长的向导、顾问。   

第三点是教师要公平公正。教师不能偏爱，不能只爱一部分学生，更不能歧视那些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对待学生一定要公平公正。对于教育过程中不能够主动参与活动的学生或表现消极的学生，教师要做到不忽视、不漠视。事实上，越是学习有困难、行为有问题的学生，越需要得到老师的帮助和指导。帮助需要帮助的学生，而不只是帮助优秀学生，这才是真正的教育正义!

第四点是教师要有德育专业素养。一方面，教师一定要有一种道德判断能力，能对学生的道德问题、道德难题进行准确判断。另一方面，教师要有专业的教育能力，在准确判断后能给予学生合适的指导，帮助学生改善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一味地对学生施加惩罚。这样的教育能力既需要纳入职前教育课程，也需要纳入职后教师培训体系之中，当然也少不了教师主动地进行自我修炼。

记者：2017年9月，全国中小学起始年级的学生开始全面使用“部编本”道德与法治教材。那么，教师如何利用这本教材，才能提升德育实效?    

杜时忠：与过去的一些教材相比，“部编本”道德与法治教材在编写理念、体系结构、主题选择、编排组织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和进步。特别是它的开放性设计、主题式编排，倡导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把学习内容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将学习内容有机融入学生不断扩大的生活领域和逐步丰富的实践活动中，让道德教学更加鲜活起来。所以，教师应该好好利用这套教材。使用新教材，教师需要掌握三种逻辑，打通三个世界。   

先谈三种逻辑。第一种逻辑是学科逻辑。教材的学科逻辑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难以从某一个概念或逻辑起点出发，演绎出整个教材的知识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个词代表了人类文明多方面的普遍的价值共识，哪能由某一个点为“逻辑起点”而推演出来?不过，每一个德目都有其逻辑层次。比如，“诚信”有四个层次：不撒谎，讲真话；说话算数，一诺千金；个人诚信；国家和社会诚信。第二种逻辑是学生的生活逻辑，要具体化为学生在不同时(如每一学期、每一个月，甚至每一个周)空(即生活场景，如家庭、学校、社区、祖国、世界等)的生活需要、成长需要，以及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重大生活事件。第三种逻辑是教育逻辑，即融客观规律与主观认识于一体的教育创造、教育实践智慧。仍然以诚信教育为例，如果掌握了诚信的四个逻辑层次，也准确把握了学生不同年级的成长需要，那么，对某一具体年级，究竟如何开展诚信教育？用什么故事？安排什么活动？阐述何种道德知识？以什么方式来评价学生的诚信度呢？众所周知“狼来了”道德原型故事，对小学低年段学生尚可有效；但是对小学高年段学生，无疑是老调重弹，毫无新意，不仅起不到教育作用，反而会招致学生反感！

所谓打通三个世界即打通符号世界、意义世界、生活世界。教材是以文字和图形等语言符号形式来反映课程内容的，它向学生展示的是一个符号世界。“人是符号的动物”，不仅像一般动物那样，通过感觉器官来感受世界，形成直接经验；更重要的还通过符号来识记、认识、理解和改造世界。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第一层次是符号学习，即能读、能认、能写、能背；但是，如果停留于这个层次，那只能称之为语言学习，属于语文教学，还不是价值学习。第二个层次即意义学习、价值学习，也就是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内涵，理解其所代表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这也是符号学习的本质要求。第三个层次即实践学习，即在生活实践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它所倡导的、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意义学习高于符号学习，它尽管是符号学习的本质，但还不是目的！符号学习的目的，以及意义学习、价值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在生活中实践，把习得的意义与价值观变成生活、行动的指南。学校开展价值观教育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学习，为此要打通符号世界、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架设三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桥梁。 

记者：对于中小学教师如何解决学生“知”“行”脱节的问题，您能提供一些建议吗?   

杜时忠：要解决知行不统一的问题，教师首先应做好表率，做知行合一的榜样。其次，教师要正视知行不统一的复杂性。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学生，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明明“知道”但却不“行道”，其中的原因何在？这和学生的认识、情感、信念、能力、习惯等密切相关。知道却做不到，对学生尤其是低年级的学生来讲是正常的。所以教师要正视这个问题，认识到“行道”与否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学生品德不端。再次，教师对待学生的发展要有耐心。我们把教育比喻为农业，意在强调学生的发展就像农作物的生长一样，需要一个过程，这就需要教师精耕细作，耐心等待。有些道德要求，学生今天可能做不到，明天可能也做不到，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在这个时候教师就要有耐心，给学生一个反复实践的机会。最后，教师对待学生知行脱节的问题，要准确判断。知识脱节究竟是学生认知方面出现了问题，还是情感、意志方面出现了问题？如果是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那教师就应该耐心和学生讲道理。如果学生懂了这个道理，但又做不到，可能是因为他(她)的情感没有到位，教师就应该采取办法增进学生的情感体验，丰富他们的情感世界。如果学生有了情感，但仍做不到，那就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了，教师在这个时候就应该训练他(她)的意志。

记者：德育评价不同于智育评价，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纸笔侧评的方式来评价学生的道德发展。这就容易让德育评价过程变得困难和复杂起来。您认为德育评价的落脚点应在何处?   

杜时忠：总体上来讲，德育评价的重点应该放在评教而不是评学上。什么是“评教”？评教就是对学校德育工作的评价，是对教师育人质量的分析和评判。比如，学校有没有创造一个适合学生成长的文化环境，教师有没有在育人理念与方式上进行创新和改变，有没有组织一些基于学生道德发展需要的活动，等等。这些方面应该是德育评价的重点，而不是简单地对学生做出道德品行优劣的评价。   

当然，德育评价重在“评教”，并不意味着对学生的道德发展情况不作评价。对学生进行道德评价，要看重评价的发展性、诊断性功能，而不应该片面强调评价的选拔性、结果性功能。也就是说，评价学生要把落脚点放在促进学生去改进不足、促进学生成长上。   

另外，我在此想强调的是：量化德育评价一定要慎重。正在成长中的学生的行为和德性修养的变化，评价的信息资料有的可以量化，有的就难以量化，更多的是不宜量化。单独采用德育评价的量化方法难以实现评价的科学性和教育性。

记者：2017年8月，教育部正式发布了《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成了指导中小学德育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请问杜教授，该文件指向何处？新在哪里？  

杜时忠：我国历来重视学校的德育工作，把德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此次教育部发的《指南》一方面承续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德育体系与德育精神，另一方面又有所推进，回应了基层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期盼。   

《指南》在开篇中提到：要“深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对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指导”，不难看出，“立德树人”是关键词，也是《指南》的指向所在。2017年9月13日，我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落实国家德育意志，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文章，谈到了“该《指南》新在哪里”的问题。在德育目标上，《指南》将它“体现思想道德、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的先进性”与“尊重学生的思想道德实际，尊重社会生活实际，具有可行性”结合了起来。在德育内容上，《指南》“既坚持了‘主旋律’教育，又发展了‘主旋律’教育；特别是吸收了古今中外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彰显了新时期学校德育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除此之外，《指南》在“实施途径和要求”部分罗列了课程、文化、活动、实践、管理、协同六条主要育人途径，提出了不少新的经验和方法，值得我们每一位德育工作者认真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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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刊发于《教师教育论坛》2018年02期，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制度德育研究院】

【微信编辑：崔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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